解放前的天津卫素有“冒险家乐园”的美称，这是因为许多外国的流浪汉、流氓甚至是拆白党，只身来到天津，赤手空拳地做起“发财”的生意，不用多少时间，不用费多大的劲，转眼间就能成为百万富翁！白俄人李亚溥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发迹史很是发人深省。　　

　　亡命哈尔滨　　

　　1917年9月，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大批仇视革命，反对共产党的俄国贵族、官僚、地主、资本家以及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逃离苏联，流亡各国。其中一部分亡命到中国。李亚溥便是随着这次大逃亡进入中国的。　　

　　李亚溥，1900年生人，其父为白俄贵族，初到中国。落脚于哈尔滨。由于人生地疏，又身无分文，只得在一家白俄人开的小饭馆里当伙计。因他天资聪颖、头脑灵活，又会招揽顾客，一时间，饭馆生意甚为红火，他本人也深得饭馆主人——白俄老太太的信任，被视为心腹，主人不在时，一切事宜均由他做主。但李亚溥并不满足，一天，乘主人外出之机，无情地席卷了饭馆所有的钱财逃之夭夭。　　

　　立足津门　　

　　1925年初，李亚溥来到天津，此时他感到俄国人在华没有地位，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改国籍。他四处打探，多方活动，终于买到了一张瑞士护照。因当时瑞士在天津尚未设立领事馆，领事事务一概由瑞商利丰洋行代办，所以，对李亚溥的来历也就没人深究了。从此，他摇身一变，成了瑞士籍侨民，一切活动都堂堂正正地以瑞士公民的身份进行，瑞士护照也成了他日后在津大肆施展骗术的最好道具。　　

　　李亚溥凭借他曾混迹于法国的经验，很快便与法商利威洋行的主事人搭上了关系，并以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在这家洋行谋到了一个专门兜售珠宝的差事。　　

　　“前台北京，后台天津”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着的说法。天津各租界的洋房别墅里都住有各霸一方的军阀；官场失意以图再举的政客；腰缠万贯仍梦想恢复大清的遗老遗少；财大气粗、一掷千金的买办以及扼有经济命脉的绅商富贾。李亚溥深知这些人骄奢淫逸、挥金如土，是珠宝消费的主要对象。便极尽谄谀之能事，很快巴结上了一些颇有影响的军政、经济界的大人物，特别是凭他风流倜傥的仪表，颇得时髦贵妇人的欢心，所以，李亚溥除招揽了大批珠宝生意外，还成了这些上层人物的座上客，各种社交活动的嘉宾。　　

　　当时，中国正是所谓“群雄割据”的军阀混战时代，这给善于钻营的李亚溥又提供了一个发横财的大好时机。他借助与一些军阀接触的便利条件，在兜售珠宝的同时，还与这些人做起了军火生意。据说，北洋军阀吴佩孚、东北军阀张作霖等都曾从他这个掮客手中购买过德国克虏伯等军工厂生产的枪支弹药。当时，他曾与天津租界里倒卖军火的世昌、增茂、捷成、瑞记等外国洋行均有业务往来。为了做成更大的生意，李亚溥还曾亲往德国、比利时等国去接洽订购各种最先进、最具杀伤力的军火。李亚溥的军火生意从小量到大批，做得得心应手。为此，他发了一笔战争财。　　

　　李亚溥刚登上天津这个码头时，还是一个两手空空的穷光蛋，两年之后，他已成了银行有账号、出入有包车的商人。从此，他在天津站稳了脚跟。　　

　　跻身富商　　

　　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李亚溥又开始盘算干更大的“事业”。瑞士是世界钟表王国，他又利用自己瑞士国籍，轰轰烈烈地在天津办起了“瑞士钟表”行。　　

　　在得到钟表商孙秀岩的资助下，李亚溥的利华洋行开业了。该行除专营瑞士钟表外，还兼做珠宝生意。因为当时李亚溥心中没底，况且又借了许多债务，所以，在社会局办理注册登记时，他在负责人一栏中没有填写自己的名字，而是用的店伙计的名字 ，意在日后一旦亏损或破产，他可以来个金蝉脱壳，远走高飞。那时，天津人都知道瑞士钟表是世界名表，但从来就没人见过，一听说瑞士人把正宗的瑞士表坐飞机、坐轮船弄到了天津，一些有钱人纷纷前去购买。所以，虽然利华洋行刚开始是小本经营，但因生意兴隆，也是收入不菲。李亚溥一颗悬着的心也落了地。　　

　　利华洋行稍一稳定，李亚溥又开始了他的下一个目标。他再次施展他的骗术，与一个腰缠万贯名叫鲁东侯的资本家达成合作。此人拥有五座当铺，珠宝店、货栈各一座，财势很大。他们的合作对李亚溥来说，实在是如虎添翼。他的生意迅速地扩大了经营范围，在珠宝、钟表之外，又增加了押当生意。这是一种既应急又苛刻的买卖，当期很短，超过三五个月不赎即为死当，任由当商支配。当时，常有一些豪门贵妇急需现款，便以珠宝、钻石等向他抵押借款，有的到期无钱赎出，他便以低价谋取了高额利润。各方滚滚的财源使得李亚溥迅速跻身于津门富商之列，这为他日后更大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涉足金融　　

　　二三十年代，英国的汇丰银行在中国是个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其信誉之可靠亦为国际所公认。就在李亚溥开办利华洋行的同时，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在英租界建成一座富丽堂皇的汇丰大楼（现位于解放北路84号）。初建时，该楼只有一、二两层为银行营业使用，第三层则对外出租，这层楼单有旁门相通。此事被李亚溥获悉后，他兴奋异常，在利华洋行的办公室内大喊了一声：“我发大财的机会到了！”于是，他多方托人送礼，疏通关系，终于以月租金1000两白银的高价承租下来。其目的是将利华洋行搬进汇丰大楼，来个鱼目混珠，借汇丰的信誉来抬高利华的声势。李亚溥不愧为骗子中的高手！　　

　　一搬进汇丰大楼，他就故意混淆利华洋行与汇丰银行的关系，含混其辞地自称为汇丰的一个分支机构。在广告中公然宣称利华洋行的营业地点在“汇丰银行楼上”，同时，他又故意在汇丰银行保险库内租用了一个库号，经常出入于汇丰银行存取珠宝翠钻货物。时间一长，在社会上自然造成了一种利华洋行的后盾是汇丰银行的错觉，让人们感觉汇丰银行的信誉也就是利华洋行的信誉，而且具有雄厚的资金。因此，利华洋行的业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这使李亚溥的资本积累飞速增长。　　

　　随后，李亚溥又借“地利”的优势，设立了一个“小额储蓄部”，主要吸收小业主、小职员、小手工业者的游资存款，但初时业务总不见兴旺。他仔细分析原因发现：主要是储户不愿意为零星存款跑来跑去，再者这座森严的汇丰大楼，令储户有望而生畏之感，因而失掉了许多顾主。于是李亚溥将“小额储蓄部”改为“人寿保险储蓄”，并下户收费，使储户既感到方便又觉得合算。具体办法是：投保人在10年内遇到非自杀性死亡，就由利华洋行赔偿120元；如投保人在10年期满时并未死亡，届时可无息退还本金120元。但如投保人中途中断交费，即视为自动退保，已交保险费即行没收。为显示郑重，他还挂了一面招牌，叫做“利华储蓄小人寿保险公司”。为顺利注册，他竟“运动”了津榆铁路材料处长顾海田（曾任德义洋行买办）替他顶名备案，每月送给顾一份经理职务的薪金为回报。1930年3月公司正式开始营业。　　

　　李亚溥雇了十几个人为其招揽生意，每人每月只给10至20元工资，另按收取保险费的多少提付5%至10%的佣金。由于此项保险迎合了一些人的心理，加之在佣金支配下的业务员每天不停地奔波，“小人寿保险公司”开办的第一年，收进的保险费就高达7万元之多，真可谓无本万利！其后，他又在北京、唐山等地开设了分公司，委托专人代理。由于后来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保户受到极大损失，而李亚溥却早已用这钱开设了“利华放款银行”。　　

　　他开设的放款银行其实与一般银行并无两样，狡诈之处就在于其银行前加上了“放款”二字，其用意是给人一种该行“资金雄厚，专营放款”的假象。与此同时，他还对外大肆宣传该行从海外吸收了大批存款，特意来华放款，以迷惑储户，招徕存款。其实，该行放款业务很少，但此举却甚为有效，很快吸收了军阀、政客、遗老、绅商等到人物的大量存款。一次欺诈、冒险的成功，既为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又为其进一步欺诈增强了信心，于是，他把视线又瞄准了一个新的领域——房地产业。　　

　　名噪津门　　

　　李亚溥既是一个欺诈的能手，又是一个大胆的冒险者。他先投资20万买下了英商仁记洋行坐落在英租界中街的四亩地皮，然后又以地契及将来建成的大楼做抵押，向天主教耶酥会在天津的财务机构崇德堂借款60万元，动工拆除旧建筑建新楼。新楼由著名法国建筑工程师穆勒（Mulier）设计，共11层，1万平方米，于1939年建成。这座高耸入云的大楼，成了当时天津市的最高建筑物，也就是至今还矗立在解放北路的利华大楼。李亚溥为此而名噪津门。　　

　　大楼第一层临街部分为营业门面，主要由利华洋行占用，除金融业务外，还设珠宝翠钻部和钟表部等。后面是汽车房，第九层为李亚溥的个人住宅，第八层免费借给律师赵泉，作为律师事务所及住宅，其余各层出租，每单元月租金为美金50元至120元，在当时为最高房价。　　

　　利华大楼落成后，他又抓住这个机会，很快建立了一个“利华房地产公司”。1940年，他在北戴河以他白俄老婆的名义购买地皮，建豪华西式平房五所，既为其疗养避暑之用，又高价出租，牟取暴利。　　

　　受挫娱乐业　　

　　1943年，李亚溥与华北银行的买办魏采章等人，合资以80万元美金接办了坐落在意租界的回力球场，改称“海莱运动场”（现第一工人文化宫）。　　

　　回力球场原是意大利商人于1935年开办的。本来是进行球类竞赛和休闲运动的，后演变成一种赌博场所，与英租界的赛马场并驾齐驱，成为天津的一大赌窟。　　

　　1945年抗战胜利，魏采章感到球场吉凶难卜，便与李亚溥协商撤出股份。李亚溥向来以敢于冒险著称，他表示可以把球场全部接过来，但又舍不得一下子出资40万美金。遂想出一条妙计：把华比银行账房所存的若干户头转到利华银行，这就是说，储户存款归魏，债务责任转给利华银行。李亚溥不用掏腰包还现款，魏采章也得到了折合40万美金的钱，两全其美，双方达成协议。而储户听说后也未反对，因为他们觉得利华既保险，而且利率还高，于是顺利成交。至此，回力球场便为李亚溥个人独资经营。
　　

　　国民党接收天津后，市长张廷谔向李亚溥勒索未遂，便扬言禁封回力球场。李亚溥走美国人的门路请宋美龄说情，以作为驻津美军消遣场所为由，保留回力球场。张廷谔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只准美国人去，严禁中国人入场，致使回力球场营业一落千丈。1947年，张廷谔又以美国兵连续在回力球场闹事为由，勒令停止球赛，只准舞场和餐厅开业。这对李亚溥可谓当头一棒。同时，也使他意识到势头不妙，开始考虑、策划退身之路。　　

　　挤兑风潮　　

　　1947年底，李亚溥开始着手向海外悄悄转移财产。他曾把几十箱珍宝运往瑞士，仅这次的海运保险费就花了美金800元之多，若按一般保险费为1‰来估算，他运走的这批货物至少要值美金80万元。他的白俄老婆也把大宗财物运往瑞士，而他的美国老婆又携带大批财物去了美国。总之，凡属便于外运而又值钱的黄金、珠钻等，尽可能多地运往了国外。　　

　　没有不透风的墙，李亚溥暗箱操作、转移资产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储户纷纷前来提款，银行拥挤，顿时掀起挤兑风潮。面对银根吃紧、周转不灵的局面，李亚溥采取“拖”和“赖”的办法：许诺变卖回力球场清债，搪塞与蒙骗储户。就在外部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李亚溥的内部也一哄而起，最先带头的是李亚溥的心腹、利华银行的会计主任阿别力金，因他深知李暴发的底细，所以，他以揭密相要挟，向李讹诈巨款。李深恐抖出老底，事态一时无法控制，遂忍痛给了阿别力金一大笔钱，让他赶快离开中国。随后是李亚溥的亲信刘华堂及传递银行魏采章也上门勒索，并自己动手公开抢走一些贵重物品。利华大楼每天都被大批债权人堵得水泄不通，但李心中有数，他的大宗财产早已安全转移出境了。　　

　　铤而走险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在国民党接收大员尚未到津之际，李亚溥与日本人松崎好道相勾结，将坐落在天津南开永宁大街日本军需品商会天津工场及天津河西小刘庄军用仓库所存大批军需物资，在黑夜由松崎派尚未缴械的日军，武装押运到解放北路李的利华仓库及利华大楼内隐匿。后又勾结日本人细木、前原等，用假买方式把万和公司京津两地仓库的大批军用物资转移到李的名下。还将坐落在天津河沿马路日本万和公司仓库的军用物资匿于利华仓储公司。这些物资李均以低价购入，转而再牟取暴利，真可谓贪而无厌，贼胆包天！也正是这次冒险，造成了他的彻底毁灭！　　

　　1948年秋的一个深夜，利华仓库被窃，李亚溥没敢报案，却被警察十分局侦知。在侦查过程中，发现库内存有大量可疑物资，随即查封了该库。事发后，李花巨资多方行贿疏导。果然钱能通神，敌伪产业处理局不但承认了李假买时伪造的两个合同、账簿及发货单据，而且还发还了藏匿于北京的所有物资。李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将这批物资悉数变卖。此后，李又使用同样方法，企图启封利华仓库，只是还没等物资发还，天津已经解放了。　　

　　罪有应得　　

　　天津解放后，李亚溥一方面依仗他是外国人，觉得没人敢动他，一方面舍不得他的利华大楼，所以，他并没有离开天津。他还几次试图盗卖利华仓库日军物资，均被已经觉悟了的职工阻拦。1951年，李亚溥等盗卖日军物资一案终于被广大职工群众揭发出来，由天津市人民法院立案侦察。法庭上，李亚溥百般狡赖，但有证人张玉书、张锡珍及李亚溥的律师殳胜民等都当庭作证，查其账簿、合同等均属伪造或篡改，且物资数量超出账面5倍之多。人证物证俱在，证据确凿，李只得低头认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第八条，并斟酌被告犯罪情节，天津人民法院于1952年12月3日，对李亚溥做出“处徒刑二年半，执行期满后，驱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的判决。经济部分做出如下判决：利华仓库现存日敌军用物资全部没收，其已损毁部分免予追究，日本军需商会军用物资被盗部分共折合人民币914.71亿元，由李亚溥负责赔偿；日本万和公司军用物资被盗部分折合人民币36.32113亿元，由李亚溥及同案犯张敬林、高静菁、张际云、饶用泽、周立信等负责赔偿；李亚溥被控小人寿保险及利华银行欺诈人民财产部分另案处理。　　

　　1954年3月刑满后，李亚溥被驱逐出境。从此结束了这个以欺诈为能事的沙俄余孽在中国天津这片土地上的罪恶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