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年夏，英法等侵略者自北塘登陆，包抄大沽炮台后路，海陆夹击，于八月二十一日攻陷大沽，后陷天津，随即攻破京城，焚掠残杀，清王朝逃往承德，十月十八日侵略军劫掠圆明园珍宝、文物，纵火焚园，三日不灭。腐败的清政府卖国求和，从而签署厂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孰不知这就是北塘撤防增兵营城而铸成的千古遗恨，读昔想知道当时清朝政府内部对北塘防务的斗争情况吗？想了解一位御史大臣力主抗战的爱国精神吗？作者依据清代档案资料编写本文，以飨读昔。

　　要员视察营城。一八五九年四月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向朝廷奏请撤北塘的防务，想加强营城的防务。一八五九年五月二日，直隶总督恒福、察哈尔都统西凌阿来到营城，这都是清廷当朝一品要员，是地方行政，军事最高长官。他们从北塘到营城，主要是察看地形，计划把北塘的炮位和防兵撤到营城，看是否可以修筑炮台、屯兵驻防。这次要员视察使僧格林沁决计要修筑营城炮台和撤北塘之防。

　　一八五九年五月七日，僧格林沁等责报：“奴才僧格林沁、奴才西凌阿先已悉心商酌，拟在北塘、芦台适中之营城地方，两岸另建立营垒，赶紧修筑炮台，一俟工竣，即将北塘安设炮位移往。并将现扎北塘之兵移扎该处。”并报告恒福、西凌阿日前已到营城视察，认为地势”颇极扼要，防守甚为得力。”僧格林沁此举，在朝中引起争议。山西道监察御史陈鸿翊，世居北塘、对北塘地理形势十分熟悉，极力反对撤北塘防务。僧格林沁多次向清政府报告，撤北塘防务，引敌上岸，然后靠马队堵剿，他骄傲自恃，不采众议一意孤行。他向清廷报称：“北塘炮台后路，即系村宅，民房鳞次，无险可扼。”一八五九年七月一日（咸丰九年六月初二），北塘防兵全部撤到营地。陈御史不顾个人官小职微，于一八五九年九月二日向清廷递交了“奏请敕严防北塘折”。九月九日僧格林沁复奏朝廷，重申“北塘不能设守。”坚持放弃北塘海口。

　　咸丰九年八月初六（公元1859年9月2日），陈鸿翊的《奏请敕严防北塘折》递入朝中。陈系北塘籍人，道光年间任吏部主事升正郎，咸丰年间任山西道监察御史，后调任福建汀漳龙道台。他在咸丰九年奉命协助僧格林沁筹防海口，极力反对撤北塘之防。”奏折”主要内容是，肯定当年五月在大沽海战重创敌人之后，重修大沽、北塘炮台和添筑营城炮台的必要性。认为这次战争之后，“该夷败退南旋，意必益饷添兵，再图报复”。让朝廷提高警惕，不要看故人表面恭顺，防范英、法朋比为奸，诡诈异常。指出敌人一旦进攻，可能明着与僧亲王接仗，而暗于夜间从北塘上岸，“阻我营城驻守之兵，不得过河援应。因而南趋大沽北炮台后路，前后夹攻，则大沽甚为口契重，虽其间新河池方小说防兵，而由北塘前赴大沽，亦可由新河村外绕越。且恐该处驻防弁兵猝不及防，或有惊扰，转致掣动大局，此尤不可不虑者也。”他奏请凋回兵丁炮位，申谕镇将，严为防守，使该夷计无可施，方为万全之策。或即将营城所驻之兵移至北塘，更为扼要。

　　陈鸿翊因对北塘、营城、大沽的交通、地形十分了解，认为空出北塘海口诱敌上岸是非常失策的。这奏折引起清朝政府的重视，当即廷寄军机大臣，命僧格林沁“体察情形，密为防范”咸丰九年八月十三口（公元1859年9月9日）僧格林沁奏复朝廷，重申北塘不能设防。他骄做轻敌，计划让敌由北塘上岸，“新河防兵足资扼截。”拒不采纳陈鸿翊的奏议。此事在清朝政府内部引起密秘争论。

　　陈御史的奏折，正确地分析了敌我形势，认实际情况出发提出集中兵力堵防北塘海口的作战方案，并提醒清政府警惕英法侵略者的奸诈。后来战事的发展证明的这个奏折的正确，在朝臣中引起了相当一部分人了同情和支持。但是，清廷相信钦差大臣僧格杯沁的蠢策，拒绝了陈御史的奏议。

　　据《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记载，“旋奉旨，撤北塘之备，退居大沽、营城，“营城距北塘陆路三十七里，水路七十里，议昔谓：‘御寇不于藩垣而于堂奥，失计已甚。’北塘绅士陈鸿翊密疏争于朝，不听。“·从这里可以看出，朝中争议此事者都看出了僧格林沁空出北塘海口是一个失误。抗敌不在城墙之外，而引敌人室，使一些官员不解。当时，连在僧王府的翰林院编修郭松焘都极力反对北塘撤防的方集。僧格林沁说：“彼以船来，不能多携马队，俟其登岸，我以劲骑蹙之，可以必胜。洋兵伎俩，我所深知，何足俱哉，”松焘以议论怕伤和气而辞去。郭松焘是洋务派，官至兵部左待郎，为我国第一任驻外公使。在抗外来侵略方面他曾向僧格林沁建议：“捻匪腹心之患，办理一日有一日之功。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与称兵。海防无功可言，无效可纪，不宜任。”所以郭松焘反对撤防不是完全出于抗敌，而是看出了僧格林沁的愚蠢，这实乃是引狼入室之策。

　　据《闽候县志》记载，当时山东道监察御史林寿图也曾向朝廷进疏，反对撤北塘防务。“僧格林沁督办海防，狃于大沽之捷，撤北塘之兵而退驻营城，期纵敌登岸，劲骑蹙之。寿图抗疏论北塘弛防非计，宜层层设埃，以策万全。”僧格林沁拒不采纳。

　　陈鸿翊的奏折没有采纳，北塘海口向英法美俄侵略者敞开了，北塘镇成了敌人的大营。从此悲剧发生了。

　　自公元一八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英法政府通告欧美各邦．对中国正式宣战起，到八月一日英法联军占据北塘，仅一个多月时间。面对敌人进犯，清廷下今”不得先行迎击”。实际上北塘是拱手相送的。敌人登岸后，烧杀抢掠，国人共愤，陈鸿翊在这国家危亡的时刻，心情焦急而悲愤，不顾朝廷对他上年进疏不采纳的现实，又于咸丰十年七月初五（公元1860年8月21日）再递奏折：”窃臣籍隶畿东，世盾北塘。现接家信，闻逆夷由北塘上岸，黑鬼子及红头布约有万余，意欲暗袭大沽后路。”他在奏折中再次坚持将营城之兵调北塘追剿敌人后路。“为今之计，臣愚以为应令北塘以北营城驻守之兵，西由宁车沽直趋北塘，攻击逆夷后路，以分其势。”他请求皇帝发兵二万，来大沽御敌。如果这样的话，沿河居民“必皆鼓舞激昂，同思效命。”指出敌人不久居北塘的危害，敌人不仅要取营城，而且威胁津京。他揭露营城带兵大员，在大敌当前，不思设法防敌，反而查拿难民为奸细，人心极为不平。“沿河居民破家失业，迁徙流离，既遭夷害，又被兵扰，苦累惨不可言。”他请旨安抚蓟运河沿岸居民，“勿使失所，以收人心”。据奏折的原件看，清朝同治年间官方纂辑的《筹办契务始末》删去了结尾部分，其中提及了上年进疏没有被采纳，造成如此结局。这部分内容是“臣生长北塘，地势情形，皆所素悉，是以上年八月有北塘仍宜设防之请。今接家信知事已至此，焦急万分，为此不揣冒眯据实直陈，伏乞皇上圣鉴。”从这个奏折中不难看出陈御史在国难当头之时的抗敌决心和优国忧民的思想。

　　公元一八六○年八月三日，英法侵略军的旗帜插上了北塘炮台。战争一开局正如陈鸿翊奏折分析的那样，清军猝不及防，僧格林沁的马队见了洋枪洋炮也惊恐地乱了阵脚。英法联军从北塘上岸的骑兵也有三干多。而且有一千多辆双轮独辕炮车，自北塘向大沽节节进逼。下面是战争进程的简要时间表。

　　八月十二日，敌军占领了军粮城，随即占据了新河，八月十四日敌军逼进塘沽，十五日塘沽落入敌手。同日僧格林沁向朝廷奏报，大沽形势危急，“能否扼守？实无把握”。圣谕僧格林沁先行撤退。八月十六日，僧格林沁为稳定人心。查出在塘沽“首先败退之宁化兵，业经正法，传首各营”。八月二十一日大沽炮台陷落，提都乐善中炮死。僧格林沁驻守的南炮台已先撤退。敌军于八月二十三日占据天津。“北塘溃败，诸军尽散”，当时有诗口：“一溃军威不再扬，官兵逃散似飞蝗”。僧格林沁节节败退，”衣履尽失，每过一县，得银二、三两，充旅食”。万余大军，寥寥数百人到古北口立营。

　　在大沽炮台陷落的前一天，清廷命陈鸿翊御史回原籍办理团练。陈于八月二十七日到津，他看到家乡人民流离失所和遭敌人烧杀抢掠的惨景，悲愤难言。他不可能看透朝廷不采纳良策是朝政腐败。他于公元一八六○年八月三十日，给朝廷的奏折中再次提出利用民团御敌的计策。他主张在武清和静海筹办团练，表面上是维护治安，而暗中调动“武清之勇可以迎剿，静海之勇可以尾追”，使敌人不得进犯北京。但御史大臣的良苦用心全然无用了，清廷御敌是装装样子，投降求和之心早定，不可能动员民众抗击外敌。

　　北塘拱手送给英法联军，如堤坝溃坍，祸及北京，威胁中国。津门居士当时有诗讽刺说：“战将谋臣无良策，连营百里一时空。”有许多朝臣在此时看出了朝政腐败的实质，指出：故今日之患不在外而在内，不在疆场而在朝廷，海口虽极力防御，费过百万，但朝廷怀着必和之心，而实际隐怀迟心，如此怎能成功？在大沽危急之时，西凌阿率营城三千多么马队，全力投入战斗，伤亡惨重，但战局已成被动，终不能掣动。

　　在英法联军逼进京城之际，咸丰皇帝于九月十日下令调大兴、宛平两县五百车辆，准备弃城逃跑时，还痴心御敌的陈鸿翊，又致函军机大臣，建议组织团练以备抗敌。函中称：“十九口（旧历七月，公历9月4日）回宁河本籍随即亲往查看北塘一带地方。村内房屋或拆或焚，残破不堪，沿路倒毙人口及牲畜各项，惨不忍睹。新河、唐儿沽两处被害尤重。”此时的北塘，英法两国战船尚未离开，还不时有敌人进村窥探抢掠，陈御史冒着危险查看战后实情。他在函中说：“北塘被胁之人本屈无多，且俱系无赖愚民，对敌这些人是不可利用的，若用这些人恐误大局。”他拟重组芦台练勇，以备抗敌。

　　就在此时，英法联军已逼进北京八里桥，九月二十二日咸丰帝率后妃宫眷及部分王官大臣离开圆明园逃往热河。十月六日敌人开始抢劫和焚烧圆明园。随即在敌人的枪炮逼迫下，清政府分别同英、法、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这就是陈鸿翊御敌之策没被采纳而出现的悲剧。蓟运河口成了耻辱的河口。本文录记当时描写这场悲剧的诗句作为结尾：“滔滔海水泥无尽，难与千秋洗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