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建都北京后，天津因地理位置的重要和水运的便利，逐渐成为北京粮食、丝织品及北方军粮东南供应的漕运枢纽，每年经天津的漕粮都多达二、三百万石，天津漕运可谓元大都的生命线。与此同时，元政府为进一步控制天津这块宝地，向这里派驻军搞屯田，加强防守。这也促使天津经济的繁荣、居民点的形成和道路的发展。这时天津地区“舟车攸会，聚落始蘩”，宁河尚未设治，宝坻、蓟县、武清均隶属中书省大都路，静海则隶属河间路，天津市区及其东、南、西三郊多为靖海地。此时天津境内的道路交通在唐宋的基础上又有了划时代的开拓，呈现出宝坻往西60里，武清往东北70里，靖海往北240里或蓟县往西南150里均可达香河县城，靖海往西北140里又可达永清的通畅局面。到元末农民起义时，史书记载其军事活动的路线均涉及这些道路。　　

　　明代以来朝廷在天津设海防、筑炮台、都漕运、搞盐场、倡屯田，使天津的城区不断扩大，人烟逐渐稠密，官衙日渐增设，经济迅速发展，这些都进一步促进了道路的沟通。永乐年间开始在天津设驿站，这些驿站主要分布在北京至天津、天津至济南、天津至山海关的官驿大道上。明政府把天津看作保卫京师的重地，修筑了东北可至山海关以外、西北可至张家口、西南可达黄河岸、东南可达德州、济南的军事活动道路。　　

　　有关资料记载，明代天津通往四方的公路有：　　

　　天津临榆线：进山海关经昌黎、卢龙、唐山、汉沽、塘沽至天津；　　

　　邦均遵化线：进喜峰口经遵化、蓟县、邦均、三河、通县至北京，或由蓟县南下至天津；　　

　　天津德州线：到天津后至杨柳青、静海、青县、沧县到德州、济南；　　

　　天津保定北线：由天津经坝县、河间至保定；　　

　　天津北京线：由天津经杨村、武清、通县至北京。　　

　　以及以天津为中心辐射四周通往宝坻、杨村、宁河、静海、蓟县、香河及三河的道路。
　　

　　清从建国起，历代帝王也很重视天津。天津临近京师（北京），水陆交通便利，经济高度发展，特别是由京都（北京）通达盛京（沈阳）的路线必须通过天津，所以清王朝更重视天津防务，继续在明代基础上加大在天津屯田、驻军的规模，一些新的居民点和集镇陆续出现，呈现“沟塍绣绪，阡陌交通”的局面。康熙、乾隆、嘉庆等都曾多次到天津，皇上由天津经咸水沽、葛沽、到东沽“观海”，所经道路当时称为海大道，即今津沽公路。据清代编纂的《畿辅通志》记载“天津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九州万国贡赋之艘，仕臣出入商旅往来之帆楫，莫不栖泊于其境，实为畿辅之门户，俨然一大都会也”。这是对天津经济繁荣、地位重要和水陆交通便捷的描述。　　

　　清代初期，全国性的官马大道经过天津境内的主要有一条，即官马北路之一的京师至盛京官道。途径通县、三河县、段甲岭而入蓟县，经百涧、邦均以至别山镇东到玉田经河北直至辽宁沈阳。除此以外还有天津至济南、北京至天津两条官马大道，天津至济南大道后由天津西出至杨柳青转南过独流减河经静海县再向南到青县流河，至山东德州，发展成今天的津德公路。这3条官道上设有驿站5个，每个驿站有马匹40余匹。同时专为传递公文还设有铺，与驿站相辅而行。天津境内设有4个总铺，武清县内设有5个铺，宝坻县在县城设有总铺和周围2个铺，静海县有4个铺，蓟县有14个铺，宁河有1个铺。由于这些设有驿、铺的全国性官道，构成了天津境内道路网的大骨干，在这些干道上还连接着很多地方性的州县大道，从而初步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道路网。此外，还有通过天津蓟县去皇陵的两条“御路”，皇东陵位于天津东北部马兰峪（今河北遵化县），皇西陵位于天津西南部梁各庄（今河北易县）。清政府对通往东陵的御路非常重视，几乎年年进行察勘修建，并常设办道官和办道机构，一直延续到清末。　　

　　清代天津城向四方通达的道路由于受经济的影响也比较发达，由天津城向四方辐射通达各州县的道路有：东去40里可到宁河县，西去35里、南去45里可到静海县，北去45里可到武清县，西南300里可到河间府。当时天津所辖的各县还有若干条与相临州县连接的地方道路，蓟县有5条，宝坻有8条，宁河有6条，武清有6条，静海有2条。这些道路横贯东西，纵穿南北，相互连接，路路相通，形成网络。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天津被迫开为商埠，划定九国租界，面积多达两万多亩，超过旧城面积的7倍。租界集中在城东南沿海河两岸，这些地方多为低洼坑塘地势，殖民当局为达到侵略的目的便淤垫土地，修改房屋，开拓街道，设置洋行，货物堆积如山，车马行人昼夜往来不停，这时天津市区的中心开始逐渐由城北的运河沿岸向城东南的海河沿岸迁移。租界当局出于维护租界范围内道路畅通和治安的需要，设立了工部局。同治十年（1871年），清政府基于治理河道和道路的需要，在天津设立了工程局。光绪十年（1884年）工程局制定颁布了“官道条例”，这是天津历史上第一次颁行的有关公路管理的规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侵略者为长期盘踞进行殖民统治的需要，加强了对道路的修缮与管理，使天津的交通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这年各侵略国家派代表组成都统衙门，行使民政权，下设工程局负责市内道路和郊外公路的建设。他们为了使租界通往四方的道路畅达，和清王朝一道在市内修建围城马路、沿河马路、新车站马路、西南城角到海光寺马路、大沽路、旧城内由南门至北门大街、西门至东门大街等市区马路和采用现代技术的大型钢架桥，如金刚桥、金华桥、万国桥（今解放桥）、金汤桥等。整修了由天津城区至四郊的道路，使得郊外四方通达的道路更为畅通和便捷，这些道路的出口均以天津卫城外咸丰十年（1860年）所筑的壕墙为起点。出北门经子牙河的大红桥、大清河的浮桥往北，有大道直通北京，是京津两地联络的重要通道。还有出东北门经窑洼通堤头，东北隅门通宜兴埠，向东经东浮桥往东达北塘，东南微北达大直沽，微北经贺家口至海大道，南行去八里台，西行去得胜口，西北达赵家庄的道路。通过这些道路再向外又有通往北京、保定府、山东、永清、固安、通州、香河、山海关外等地的公路。到清末天津已初步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特别是筑路技术吸收了西方辛亥革命以后，汽车运输逐渐在天津兴起，这对道路提出了新的要求。加之北洋政府出于政治活动的需要，十分重视天津的道路修建和整修，这时天津才有了真正适应汽车的公路。据有关档案记载，到1926年天津比较正规的公路有：京津大道（黄纬路西口——北京朝阳门，全长225里），津保公路（天津——保定，全长387公里），邦遵路（邦均——遵化，全长110里），林喜路（玉田林南仓——天津，全长200里），津沽路（天津——西大沽，全长103里），津沧路（天津——沧州，全长120里），津白路（天津——白沟河，全长233里）。这些道路是天津最初适应汽车往来的公路，它有利地促成了以天津为中心的长途汽车运输的发展，到1927年已有固定线路六条，分别从天津到北平、德州、清苑、山海关、塘沽、大沽等地。　　

　　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党定都南京，转年成立交通部，下设路政司管理全国公路、铁路事宜。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下设公路处，以加强公路事业的领导。两个部门通过天津地方有关机构除对上述道路进行整修维护外，还进一步加强了对天津县乡、市内道路的规划和建设。在今天津所属的几个郊县境内逐步形成了初级公路网，并不断进行修整和完善。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在天津县以通过天津境内的平津、津白、津保、津沽、津盐、津遵公路为经，以原有的乡间土路大道为纬，在此基础上进行改善和整修，形成路基6米宽，纵坡为5%的19条大路，总长度665里的公路。由于公路的初步形成和路况的不断改善，使得天津的汽车运输业务发展很快，盈利很大。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天津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组建了公路管理机构，打通了重要的国、省干线公路，修筑了大量的“警备路”，控制了包括公路交通在内的整个天津。公路的修建和改善为日本侵略者推行法西斯统治提供了条件，同时也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灾难。　　

　　国民党统治时期，以天津为中心向四方通达的公路，也成了他们进行内战的重要工具，于是便以军事活动为主要服务目标，进行了踏查、管理和垄断使用。天津四周解放区的人民政权针锋相对，围绕着公路交通进行了激烈地斗争。1948年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召开了华北交通工作会议，提出“已经可能而且需要建设一点近代化的交通”，具体确定了修建4条干线公路，以便把解放区连成一片。从此天津的公路交通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